通州区定海园小区，这里住着附近5个村的拆迁农民，上楼之后，他们过着现代的都市生活。

      上周五，大兴区瀛海镇下十号村的村民，迎来了“朝思暮想”的客人——一批来讲课的理财专家。

　　由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，这个村下个月就要开始动迁。原先，一户普通农民一年也就几万元收入，可如今，手里一下多出一大笔钱——拆迁款，每户多少不等，但怎么也有几十万元。

　　“拆迁款，到底该咋花？”是村民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。这句话，不仅仅是这一个村的问题。

　　据不完全统计，仅今年，朝阳区将有45个村拆迁，涉及4.67万农民，海淀区将有20个村拆迁，大兴将有64个村拆迁，怀柔将有3个城中村拆迁，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……

　　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城乡接合部地区大量村庄迅速成为高楼林立的都市，而位于远郊区县的产业园也不断发展壮大，村庄成为了工业园区，不断刷新着经济前进的速度。大量的农民，从世代居住的农家院搬进楼房，而且手里多出了一大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款。

　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变了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变了，更深层的变化还在心里——“咱家有钱了。”

　　可这拆迁款，到底该咋花？怎样让金钱之重，不变成金钱之痛，并进而成为农民开启未来幸福之门的金钥匙呢？

　　困惑 暴富后的种种乱象

　　短短几十年，曾经空旷的土地上，如今霓虹乱眼、繁华时尚。随着一次次城市扩张和产业发展，本市到底有多少个村庄拆迁，其数恐已难计，而又有多少拆迁农民，其数更巨。

　　所处区域、占地时间、参照政策、拆迁主体等等因素不同，宅基地面积、家庭人口、房屋数量等等因素不同，农村地区拆迁家庭每户所得的拆迁补偿款也不尽相同。唯一相同的是，对于农民，那都是一大笔可观的数字。

　　以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为例，有三分地的宅基地，如果执行六七年以前的拆迁政策，该户家庭除了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，大概还会有二三十万元的拆迁补偿。如果执行更新的补偿标准，那么这笔拆迁款的数额将会达到四五十万元。要知道，这户家庭如果仅仅靠务农，年收入也就万八千的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农村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房屋居住面积较大，再加上家里几辈人都在一个村子居住，一拆迁，一个人口较多的家庭有时拆迁款就会高达数百万元，上千万亦有之。

　　拆迁——仿佛天上突然掉下了大馅饼，农民因之一夜暴富。

　　记者走访了本市许多已拆迁或正在拆迁的村庄。回迁楼小区里，小轿车几乎每家都有。而一些房子还没被拆、拆迁款已经发放的村子里，不宽的小路上停着各式新款的汽车，“家家都买了。”

　　有钱了，提高一下生活质量，无可厚非。

　　但是，原本质朴的农民，突然间手里有了大把的金钱，却也引发出许多怪事、种种乱象。

　　几百万的拆迁款，来辆奥迪，或者宝马，不过几十万元。拆迁时本来就补偿了一大笔，再加上回迁房一下得了几套，除了自家居住还有能够出租的，不用工作就有收入。政府为引导农民就业提供了一些清洁员等的服务岗位，于是就有了“开着好车扫大街”之怪。

　　车是消费品，会逐年贬值，房产可是保值增值的好途径。拿拆迁款买大房子、好房子，往往是一家买了，邻家便会跟风。于是，拆迁之后，“换车的多了，换房子的多了……”又成一怪。

　　还有一些家庭因补偿款的分配，导致家庭破裂，亲人成仇对簿公堂，再成一怪。

　　更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，盯上了这些有钱的农民。一些情色场所、博彩场所花样频出，招揽把持不住的农民拆迁户。思想上堕落，行为上放纵，有钱之后没几个月，“富翁”变“负翁”。

　　记者走访时，得知一户拆迁农民分得了几百万元的拆迁款，但是被一些专盯拆迁户的赌博团伙瞄上了，先赢了几把就被拖下水，没半个月，钱、房、车输个精光，老婆孩子回了娘家，这位“负翁”每天无处栖身。

　　更加值得关注的是“拆二代”，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在暴富之后，心态发生巨大变化，比富、奢侈、厌学的现象比比皆是。

　　由贫变富，又由富变贫的人生抛物线，滑落的是几家泪水和苦果？

三无 富裕掩盖的隐隐之痛

　　拆迁款，带来富裕，也带来新的烦恼和痛苦。这把双刃剑的背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窘境：拆迁农民的“三无”：种田无地、就业无岗、社保无份。

　　土地是农民的根，没有了地种，几十年的老庄稼把式该干些什么？手艺没有，技能缺乏，再学习又过了好岁数，没了地的农民要想得到一份如意的工作，很难。

　　目前各区县政府的培训大多是保洁、服务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。

　　“原先种地、养鸡，现在住进楼房，买了车，可工作还得要干。”通州区台湖镇的李平，原先家里种地，还养了十几只鸡卖鸡蛋，“每早十点多就能卖完，每月挣个七八百。”如今占地拆迁，她在新小区里找了一份保洁员的活，“上下午在小区扫扫地，也不累，挣个小一千。”

　　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李平这样知足的心态，更多人心里打着这样的算盘：家里有一套甚至两套多余的房子出租，每月租金是个不菲的收入，犯得上受累受苦受人管地去做保洁吗？

　　于是就出现了拆迁农民想找工作，挣得少、不体面的懒得去，挣得多的工作又干不来，这样的矛盾并非个别。

　　没有工作，自然没有单位给上各种保险，缺乏社会保障体系，将来的生老病死、突发状况、子女教育等费用就得靠着拆迁款的“老本”，农民心里也不踏实。

　　“三无”农民赋闲在家，闲得久了就容易滋生不稳定因素，出现赌博、斗殴等种种问题。

　　市政协委员赵建国认为，由于缺少对于引导正确消费观念的规划，征地拆迁进行利润返还后，缺乏对农民适当的引导和保障措施，在解决了“农民怎么才能富”后，却忽略了“农民富了怎么办”的思考，对于如何引导正确消费的制度和措施缺少政策上的支持。

　　理财 先梳理的应是观念

　　“理财？赚钱、花钱谁不会啊，还用学？”走访中，记者听到的这类说法很普遍。

　　合理理财，是农民手中拆迁款保值增值的重要功课。但是原本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，面对人生的巨大转折，心理上的转变还没有及时调整，观念上也同样迫切需要转变。

　　“拆迁后的农民主动找到银行做理财规划的，凤毛麟角。”交通银行大兴支行副行长王瑜认为，缺乏合理的理财渠道和理财规划，是目前不可回避的现实。

　　有了钱习惯存银行，是保守的农民的第一选择，多数农民并不像城里人那样懂得理财，现在城市中时兴的各种理财套路对于农民很陌生。

　　对农民来说，理财有一个从启蒙到接受的过程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城市里银行网点多，而农村地区缺少这样的渠道承担起宣传理财知识的职能。

　　现代理财产品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。理财产品的宣传和办理，都要依靠电子银行、网上银行、理财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。农民电脑知识普及率较低，相当数量的理财产品很难在农村推广。

　　另外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，农民在“收益”与“风险”之间，还要找到更好的契合点。记者发现，理财的风险特性与农民理财的保守心理存在不小的落差。收益大的风险高，农民承受不了，风险低的收益小，农民又不想选。

　　“其实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相较于其它投资而言，风险相对较小、收益相对稳定，但也有市场风险。”交通银行开发区支行理财项目负责人梁珊珊表示，农民的金融知识缺乏，较难掌握金融投资收益计算及风险控制方法，也是瓶颈之一。

　　有资金，没有理财需求；有需求，却没有投资渠道；有渠道，又缺乏知识和理念。这是一个怪圈。

　　由此，让农民学习理财，首先要转变的就是观念：一是农民的观念，一是金融机构的观念。

　　专家认为，“赚钱”是农民对理财的理解，首先让农民认识到理财是为了让钱保值增值，目的是让今后的生活有可持续的保障。有了平和的心态，才能正确认识到投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目前，很多银行在给拆迁农民做理财时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心理评测，确定农民对风险的承担能力后再推荐产品。据统计，大多数农民风险承担能力不强，所以一般选择稳健型的产品。

　　关于资金的分配，理财专家们建议，农民可以把资金的35%投放到基金中，15%左右作为存款，20%购买银保，余下的款项再做一些其他理财产品。这样的年收益大概可以保持在6%左右，同时不会有较大风险。

　　而银行观念的转变，则要注重农村市场，尤其是拆迁农民手中有大量闲置资金，一旦有机会接触到新兴的理财产品，他们的兴趣丝毫不比城里人差。银行应该更加注重拓展农村市场，推出一些适合农民的理财产品，积极为农民创造良好的理财环境。目前，交通银行、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关注到了这块市场，逐步推出一些系列产品，合理引导农村资金。

　　另外，本市郊区近年出现了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，这些机构对于拆迁农民手中的资金也格外垂青。有专家指出，农民信贷难、理财难是有关联性的，如果能把闲置资金引导好，例如让农民入股参与建立农村合作银行，或者通过村镇银行或者小额贷款公司对农业产业进行投资，也许是同时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途径之一。

      创业 少数人的选择

　　找个工作上班，或者把钱交给银行打理，对于一些农民来说过于保守。其中的一些拆迁农民，则把资金变为资本，开始了创业。

　　大兴区西红门镇于2005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拆迁，至今京开高速以西辖区基本拆迁完毕，共涉及11个村两千余户农民。这个镇紧邻城区，又有高速公路在旁的便利，脑筋活泛的村民在拆迁后，用拆迁款进行了各类的“投资”。

　　其中，找一家门脸办起小餐馆或者小超市，是比较稳妥的方式。投资不大，二三十平方米的租金一年下来也就几万元，家族式经营，一家两三口人再添一两个帮工，一年的利润也有几万或十几万元。“拆迁款坐吃山空，多少挣点儿是个营生。”薛靖家开的小餐馆在周边小有名气，主顾基本是回迁农民和附近小区居民。

　　还有一部分人买下运输车，附近工厂、企业多，交通也便利，跑运输，比开黑车拉客踏实多了。

　　而更加有商业眼光的人，则进行了更大的投资。

　　这个镇的拆迁户王义，把房子和车置办好后，还剩下三十多万元。他和三个朋友，在其他镇租了五亩土地，盖上厂房，按照每平方米每天四毛钱的价格出租给有需要的企业，“有个三四年就能回本，之后就是净赚”。

　　由于地段好，厂房价格实惠，不愁租户，算是不费心的买卖。据王义介绍，拿拆迁款租地、租厂房后再出租的，西红门镇还有几个。相比于拿钱买房，一套该地两居室每月1500元左右的租金收益，显然回报更大。

　　但是，根据记者的调查，创业仅仅是一小部分拆迁农民的选择，大多数农民对此“望而却步”。

　　首先，农民创业缺乏项目，创业能力有限。在调查中，创业规模一般不大，并且更多的集中于小商店、小餐馆之类，或者是购买、租用不动产出租，创业项目单一。有前景、有技术含量、有创新意识的业态与农民“不搭界”，他们更加喜欢“简单的生意”。

　　其次，资金不足。拆迁款是“老本”，虽然数目可观，但农民对创业中可能遭遇的风险承受能力低，若是一下拿出来很多进行投资，“万一赔了”是他们不能接受的，毕竟将来还要指着这些钱过日子。

　　再次，政府对于设施农业的扶持力度不小，但对农民创业的扶持力度相对不足，也制约着农民的创业梦想。

　　入股 化零为整集体创富

　　个人创业有风险且辛苦，但是拆迁的农民还有村集体，集体的力量毕竟大于个人。

　　京开高速西红门段西侧，一幢营业面积1100平方米的商业楼里面，一家超市开得红红火火。而这座楼的租金收益则属于西红门镇三村的村民“股东”。

　　“以前种地带着大家增收，现在没地了，也得帮着村民致富。”该村的村干部说。

　　2008年，已经拆迁完毕的三村开了一次村民会，村集体要购买商业楼，资金有一部分缺口，面向村民募集资金，自愿入股。一下就募集了1600万元。

　　商业楼后来租给超市使用，年租金可观。2009年，村集体又出资数百万元、募集300余万元购买了一处600余平方米的商业面积。

　　到去年年底，村集体资金收益、商业设施分红以及其他福利，三村村民人均分配得16500元。“一家三口人就是啥都不干年底也能分四五万元。”不仅如此，这种投资号称“零风险”，向村民募集的资金由村集体担保，风险由村集体承担。项目的考察也由村民代表集体决议，充分民主。

　　由村集体作为牵头人，可以把散落在农民手里拆迁款的一部分集中起来，“化零为整”办大事，这比个体的“小打小闹”能够取得更大的收益。

　　但是，这样成功的案例在拆迁村还并不普遍。一是缺乏有远见有魄力的带头人，二是多数农民更习惯守业缺乏创业的激情，习惯于生产而陌生于经营。

　　村庄拆迁、农民上楼，这些住进新房的农民在拿到拆迁补偿款后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如何理财、学会资本运转手段，使财富能得以延续，成为很多乡村存在的实际问题。
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欣喜地看到，对于拆迁农民的各类培训、讲座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。今年，大兴区委宣传部“百姓大课堂”将聘请更多的金融专家传授农民理财知识。大兴区妇联也已开展了“1+N幸福工程”，由理财师对拆迁家庭进行专业的辅导，甚至是一对一的辅导。

　　市委书记刘淇指出，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，农村变成城市社区，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以后，要把农民就业问题与发展各种产业和各种服务业紧密结合，使得农民更快地在城市化中实现身份转换。

　　随着个人观念的调整以及各级政府不断推出各类扶持、引导政策，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信托公司等投资机构的不断介入，投资渠道、理财渠道的逐渐增多，财富的合理使用将成为拆迁农民生活的保障，也将成为开启未来的金钥匙。

　　(文中所涉及的拆迁农民均为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