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,有媒体做了有关城市病的报道。报道说,“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?”成为许多大城市的热门话题,因为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这些大城市,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入托难、就医难等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居民生活。甚至有观点认为,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。
城市中的这些问题不能让人感到愉快,但要说“城市病”已经到了多么不堪的地步,就未免危言耸听了。我国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城市化不足,而不是城市化过头。这就好比一个人胃疼,可能是因为饿了,而不是吃饱撑的。
城市病有没有国际上的统一定义,我没有做过调查,但在我国,认为城市病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,却相当有市场。事实上,这种观点是错误的,至少是含混不清,它把许多本不是城市引发的问题,让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背了黑锅。
大城市就是人口多,实在是一个误解。城市面积、人口规模是一方面,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水平,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准,以及城市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,都是更为重要的指标。
有人会说,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入托难、就医难等问题,都是实实在在的,这难道不是城市病吗?事实上,这些问题只是发生在城市,但病因不在城市。
交通拥堵问题只看到车多,还要问一下道路修了吗,公共交通完善了吗,管理水平够不够。由于城市人口密集,环境污染问题在城市表现得更为集中,但不意味着城市让污染更严重。国外发达城市的经验以及许多研究都显示,大城市、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,在治理污染方面会更有效率,也更节约成本。
至于入托难、就医难,这涉及到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配。我们知道,这类资源在国民间的分配,在任何国家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,绝不仅仅是一个城市问题。在我国,入托难、就医难的大多是普通市民,还有一些群体其实并不难,不仅不难,他们还能更容易地获得优质资源。
今年7月,北京市政协提出了一份建议案,列举了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的种种压力。比如教育方面,建议案忧心忡忡地说,“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”。建议案提出的终极建议,就是要控制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总量。
不光在北京,许多城市都会不厌其烦地列举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压力,有些城市还出台各种措施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。这样做,就是重新竖起城市壁垒,让城市资源变成一种特权资源,不去在改变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格局、解决体制问题上想办法,却在抱怨和限制人口流动上动歪脑筋。这正是“城市病”这一概念的隐秘目的,利用“城市病”为维持旧有利益格局开脱。
城市中发生的问题,有许多都不是城市引起的,而且这与城市是大还是中小也没有多少关系。它们是深层次问题、体制机制问题在城市这一空间里的集中表现,有一些是社会问题、经济问题,有一些则是政治问题。我们看到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问题,那未必是因为城市病了,需要治疗和改变的很可能是某种旧体系、旧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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